一周前，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下称“源众”）刚刚结束了2021年受暴妇女支持小组的招募工作，源众的创始人李莹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其他工作：连续两天的开庭、与其他公益事务所的交流会议、与北京社会企业评审专家的交流……作为法律援助律师的她，却早已习惯了这样忙碌的生活。
与商业诉讼不同，法律援助的道路总是伴随着更多的曲折：权力不对等导致的维权困难、疑难案件的进展缓慢、部分受助人的不理解……
像是在理性的法律和温暖的人心之间搭建桥梁，法律援助律师用自己的行动展现法律的温度。他们给需要帮助的人带去希望和生活的改变，也和受助人共同忍受着煎熬和无奈，窥见人性的善与恶，也依旧保持着对真理和正义的坚守。

打破权力的控制，

撑起弱小者的对抗

李莹的日常打扮总是一身干练的西装，搭配着清爽的短发。短短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她不时收到同事的工作提醒——即使已经从业20年，处理了四五百起案件，如今大大小小的法律援助案也总在她手中亲力亲为。
频繁接受采访的她，会先认真地介绍源众——对这个这个目前以社会捐赠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益组织而言，更多的关注和投资，就意味着更多弱势群体能得到帮助。

工作中的李莹。受访者供图

从2002年辞去稳定的工作，开始从事受暴妇女的法律援助工作，到2015年创办源众，近20年来，李莹几乎将全部的经历投入公益法律服务。而她的工作不仅是法律援助，也不仅限于“帮人打官司”——她还带领团队进行家暴与性骚扰的相关案件研究，开展网课、线下宣讲等公共教育，设立紧急救助基金援助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
身患渐冻症的魏女士，是源众主动联系并提供法律援助的受助人之一。2014年，魏女士生下女儿不久就被查出患上渐冻症。丈夫赵某逃离北京，对魏女士和女儿不闻不问，也拒绝支付抚养费，甚至嘱咐物业“别给她们水电”。“男方已经构成遗弃了，这也是家庭暴力。虽然不是实质性的打骂，但也对家人造成了伤害。”李莹的话语中带着愤懑。于是，李莹与源众的志愿律师共同协助魏女士提起了离婚诉讼请求。
2020年7月，这宗特殊的离婚案在北京宣判：身患渐冻症且经济不佳的魏女士，获得了6岁女儿的抚养权，同时继续住在前夫名下的婚前房产，与前夫共同享有居住权。
而在此之前，鲜有子女抚养权归属无经济与行动能力的一方，且共享婚前房产的居住权的判决案例。
“婚姻法规定，离婚中一方有困难时，另一方需要提供帮助。况且，居住权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李莹解释，在魏女士身患渐冻症无法移动、女儿上学需要学区住所的情况下，尽管房产是男方婚前个人财产，她也想尽力为魏女士争取房产居住权。
火急火燎地为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的申请，并准备着开庭的同时，他们还为魏女士提供着精神支持和经济救助——眼看着对方已经到了无法自主呼吸的程度，他们帮她申请了源众的紧急救助金，发动社会力量为魏女士众筹了两台呼吸机。“这些其实已经超越了法律救助，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公益人，应该为她做这些事。”
如今，魏女士与父母和女儿生活在一起，6岁的女孩在外公外婆的照顾下，陪伴在母亲身边。
“我们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通过共同的努力和推动，让法条更有温度。这可能就是我做法律援助的意义。”李莹眼角带着欣慰的笑意，并不把案件的成功归于自己。

李莹与受助人沟通。受访者供图

这已经并不是李莹代理的第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案件了。
2018年，小丽公开揭露了刘某的性骚扰行为。李莹成为了她的代理律师，协助其以“人格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2019年月1月1日起，“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被作为最高法院新增的民事案件独立案由正式施行。李莹立即申请了变更案由。
此后800多天的诉讼历程中，李莹带着团队6次从北京赴成都，协助小丽取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操作和努力，她们拿到了刘某承认性骚扰的证据，以及其余的证人证词。因此，尽管刘某在法庭上翻供，否认性骚扰，但由于证据充足，去年6月，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即：刘某对小丽构成性骚扰，判令其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小丽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此后刘某提出的再审申请也被依法驳回。
这是全国第一件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审判的案件。
“其间，小丽三次想要辞职，还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揣测和指责，非常不容易。”尽管近三年的诉讼历程，把李莹折腾得身心疲惫，但她更在意受害女孩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弱小者与业界大佬的对抗，没有得到行业内任何的支持。所以她非常勇敢。”
“而我的工作，就是打破这种权力控制，让受害人更加勇敢地站出来打破沉默。”

像接力一样，传递着援助

也并不是每一次法律援助，都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一个案件，持续20年的申诉。这是陈岳琴律师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一块心病。
2002年5月，陈岳琴从国家部委辞职成为律师，入行第二年，从其他法律援助律师手中接过了“承德出租车司机被害案”：1995年的夏天，河北承德大石庙镇庄头营村附近，接连发生了两起出租车司机遇害案。最终，陈国清、杨仕亮等四名青年农民被定罪，承德中院一审判定其中3人死刑，1人死缓。当事人3次上诉，河北高院均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而承德中院3次均维持原判。此后，4位被告第4次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8年后的2003年底，河北省高院改判3人死缓，1人无期。

受访者供图

“法律界普遍认为这是个明显的冤案。”陈岳琴说，“我们找到了案件中的很多漏洞，也有确凿的证据，但此后的申诉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作为杨仕亮的代理律师，陈岳琴坚持为他代理申诉。
她带着几名学生，多次奔赴承德调查取证。“我们总共提取了15个新证据，包括能证明陈国清当晚不在作案现场的考勤表，以及证明杨仕亮当晚在打牌的证人证言。另外，警方据以定罪的关键证据是从陈国清家提取的一把带人血斑点的刀子，其血清型与受害人一致。但在案发现场提取了另一把刀，血型与受害人一致。那么到底哪把刀子是作案工具呢？光这个矛盾就不能自圆其说。”
第二年，陈岳琴与其他律师一起代当事人向河北省高院提起申诉，8年后的2012年，申诉被驳回。那以后至今的9年时间里，几位律师及当事人家属反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但均未得到开庭重审的机会。
在陈岳琴心里，这个案件已经成为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她攥在手里，不愿放弃。“前后有20余名律师参与进来，提供法律援助。就像接力一样，一个个传递。”但至今，案件依然没有进展。
“这案子在这里，我就总觉得有一件事情没完成，心情很沉重。”说到情绪激动处，陈岳琴的语调高亢，随即重重地叹口气，“四个人的家庭也都已经支离破碎，他们的父母和子女也还在坚持申诉。”她认为，现在的希望，也许只能是等当事人出狱后，由他们本人尝试申诉。
然而，将近一半时间用于法律援助的陈岳琴，不得不离开合伙律所——越多不收费的法律援助，意味着律所越少的收益。
2005年，陈岳琴设立了自己的个人律师事务所，以专门的法律援助部门，负责妇女儿童、环保等多个方面的公益案件。

陈岳琴。受访者供图

“律师服务实际上算是奢侈品的消费，因为一般的律师收费都还是比较高的。像杨仕亮他们，已经倾家荡产，根本付不起律师费。”陈岳琴这样解释她对法律援助的理解。
在陈岳琴心里，法律的公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能够出点力的时候，是应该义不容辞的。”带着这样的想法，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陈岳琴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因为我自己也是公众的一份子呀。”
这几乎也是其他法律援助律师秉持的信念。来自湖北黄冈的张祎执业以来，援蒙两年、援藏四年，今年又踏上了新疆乌鲁木齐县的征途。他粗略统计，自己参与各类普法宣传30余次，受益人数达5万余人；独立开展法治讲座26次，受益人数2万余人；接待群众咨询1360余人次，代写各类法律文书480余份，已办结各类法律援助案304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1340余万元。
他这么形容法律援助工作：就像一盏指明灯，寻求以最小的成本为当事人解决最大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这是选择，

因为“真心喜欢”

这条路不好走，有责任、有成就感，也有无奈与委屈。
近期，李莹和所在的源众不断接到一通骚扰电话，言语间还带着辱骂。李莹介绍，那是一位希望得到源众资助的女性，“但她本人没有遭受家暴，不符合我们的资助条件。毕竟我们的资金是通过社会募捐来的，资源有限，要用来帮助真正需要的人。”李莹的解释没有让对方理解和接受。
“还有的时候，我们动用了所有资源帮助受害人，最后她又自己回到了原点，这也让我感到无力。”李莹举例，曾经在她和团队的帮助下，和施暴者离婚的女性，又回到了丈夫身边。
“她是受害人，但在成为受害人之前，她有可能是任何人。”
这些“挫折”也没有磨灭李莹的热情：“首先，我们愿意提供服务的最大理念，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能因为她有不足，就不值得被帮助；也不能因为害怕结果不理想，就不坚持我们的原则。更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不可控变化，就否认我们工作的价值。”

参加公益活动的李莹。受访者供图

李莹欣慰，有更多的当事人在自己的帮助下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十年前，一名农村妇女在她的帮助下获得了土地征用补偿，并用这笔补偿养大三个女儿。从那以后，她每天给李莹发祝福短信。有一天，李莹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李老师，我的手机丢了，所有号码都没了，但我凭记忆想起了你的手机号。”
“这可能就是最大的价值。”李莹很感动，她从未想过，一名受过自己帮助的人会把自己当作家人，连续十年送来祝福，并记住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主动加上了这名妈妈的微信，让对方更方便地联系自己。“也许这就是支撑我坚持做法律援助的动力。”
2021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这让李莹、陈岳琴们倍感振奋。陈岳琴说，它的施行，会赋予商业律师一些义务，盘活现有的律师资源，更好地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支持，能够助推整体法治的进步。李莹则认为：“新的法律援助法把遗弃、虐待和家暴纳入了法律援助的范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担任法律援助律师，经常会被身边人问到一个问题：作为律师，不去挣钱，而是去做公益，你这不是在做牺牲吗？
“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奉献，也不认为是牺牲，我认为这是选择。”在李莹看来，做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她洞察人性的善恶，也有丰富了人生多彩的体验，也学会了耐心、平和。“如果不是真心喜欢，我不会做19年。”
“法律服务不完全是一个商品，还包括了公平正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作为律师，不能完全追求商业利益。”在进行法律援助的过程中，调查取证的时间与金钱成本、自费补贴、人力成本数不胜数。但陈岳琴坚持认为：“法律援助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是不能用时间和金钱衡量的。”
（律师张祎的案例，引用自北京市律师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