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中国公益律师培训班”上的演讲

司徒蕾：那我们继续演讲，请汪永晨女士，我这次来中国是做环境工作的诉讼研究。因为我自己论文的关系，我这次去了很多的中国的环保团体，和从事环保工作的记者和律师，这些人里有一位记者很让我敬佩，她就是这位汪女士，她的机智和勇气让她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比如说她在怒江赢得了世界性的关注，下面请她在这里讲座，欢迎她！

汪永晨：谢谢大家，昨天晚上差不多一点半到的松阳，本来挺忙的，昨天到了四点钟才把这个PPT做出来。我觉得公益诉讼现在在中国真的非常的需要。去年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有关怒江的文章，得了去年的普利策新闻大奖。他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是用我的中国式的英文做结尾的。翻译出来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有的时候不工作。

那纽约时报得到这么一个大奖的一篇文章，文章结尾用了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刚才章兢兢让大家想一想什么是公益诉讼？什么是公益律师？那我也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有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不工作？那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被冠以无冕之王，就是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所以，在中国我们的法律不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用我们媒体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说，给你二十分钟、给你十分钟是否能够讲完，我说当然能够讲完，但是我是记者，记者是以讲故事为擅长的，我讲故事需要时间，我的环保情节离不开这样两个故事，一个就是1993年我曾经在青藏高原上的采访，我记得那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青藏高原，蓝天白云这么漂亮，野生动物的乐园。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人，没有看过大自然里的那种真正的野生动物，那次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野生动物在大自然里的那种乐趣。我看见了自由奔跑的野牦牛、藏羚羊，像和像给大山镶了一道边的白唇鹿。就在我陶醉在大自然中时，看到一头刚刚被我们人类杀死的野牦牛。它的血一滴一滴的滴在河滩上，它的头被砍下来，两根牛角朝着天，好像是向天发问，人类为什么要杀我？就是这个牛角的天问，注定了我这一辈子知道了我要干什么，我要把大自然的美告诉更多的人，我要把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里造成的这种悲剧告诉更多的人。

如果说这是伤感的故事，那么1994年我曾经在中国的江苏离咱们这不太远，苏北的一所贫困小学去采访，当地的孩子爱小鸟，他们的校长十几年前杀了一头猫头鹰，小孩们就拿给老师，我们的北京话叫“显呗”，我打了一只鸟，老师告诉他小鸟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校长说凡好像一粒种子种在了他的心里，小鸟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他当了小学老师，当了小学校长以后，他要把这颗种子种在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

这个小学校长因为保护小鸟得到的社会上的认可以后，中国的第四届鸟类国际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的时候邀请他，拿到邀请信以后，他非常兴奋得去给县长看，县长也很高兴，那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自己的一个下属被国际的研讨会邀请，县长就在这个邀请上写：好事，经费由教育局解决。

    校长拿着这个跑到教育局长那去，教育局长也非常高兴，写上，好事儿经费由中心小学解决，中心小学也批，好事经费由大余小学解决。朱校长告诉我，当时他们一个老师一年的教学经费才八块钱。所以他自己在上面也批了，他说我斗胆在县长、教育局长、中心学校校长的批字下写上，好事,经费由朱以勋解决。他去到贵阳以后，人家都是各个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他说我公公正正的写下了一行字，中国乡村小学教师。但是这个会议要付会议费，不管你是谁。他带的钱只够他回家的路费和饭钱。没有办法他就把他的饭钱和回家的路费还有他老婆给他精心制作的一个外衣给卖了，然后交的钱。

    没有饭钱了，在那儿开会三天以后他饿的头有一点发晕，就到街上去转，中秋节刚过，他拣到了一盒发了霉的月饼，他就是靠这盒发了霉的月饼过了三天。但是当他回到这个小学的时候，他们小学一直种树，他们的村长看上了学校里的一棵大树，想砍了当他们家的房梁，朱校长在的时候他不敢砍，等他走了以后他给砍了，等朱校长回去以后，那棵大树成了一个大坑。

    我不知道这种心里应该怎么分析，就是朱校长他一下子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国际上的人爱小鸟做出了很多的成就，他一个小学的校长，他觉得有一点自卑。而且他有很多的困难，他不知道该去跟谁请教，再回到这个学校以后大树成了大坑，他跳到了坑里，拿了一瓶敌敌畏他决定和大树同归于尽。可是他要喝敌敌畏的时候，心想这个学校的孩子离不开他，他又把敌敌畏放下了。等他又想到太难了，不行了，要喝下去的时候，他又想小鸟离不开他。就这样犹犹豫豫的一夜，到第二天天快要亮的时候，孩子们来上早自习的时候，说校长、老师开门。朱校长说孩子们最听不得老师叫，所以他把敌敌畏一扔，从大坑里跳出来迎着太阳把学校的大门打开了。

    我记得当时回来以后，我就无论是在朋友的各种场合、婚礼上什么什么的就全都说穷孩子爱小鸟，后来我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万块钱我就把三十个穷孩子，十个老师接到北京，我们搞了一个活动叫我们再来手拉手，爱心献给大自然。一个退休的工人见到朱校长以后，从她的军用挎包里，那是94年的时候，拿出了200块钱，说这是我昨天刚刚补发的工资，给孩子们回去的路上买一点吃的，还有一口袋毛巾说回去的路上擦擦汗。

    北京的孩子，我不知道松阳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嗜好，肯德基、麦当劳是他们周末的选择，当时我就很想请这些穷孩子去吃一次肯德基，钱又不够，我就以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给北京前门的一个肯德基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优惠，他听了我讲这些穷孩子的故事以后说来吧，全部免费。临走的时候每个人还送了一个书包，一个水壶和一大口袋的面包，说回去的路上吃吧。

    那天下大雨，我们下午的活动没有办法进行了，然后我和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周孝政，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带着这些孩子，我们说这些孩子也许不可能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让他们看看皇上住的地方，我们俩冒着大雨把这些人带到故宫门口。结果我们以为小孩儿那么小，肯定有半票，但是全都是20块钱一张票，94年的时候，一个教授和一个记者兜里掏了半天也掏不出这800块钱来。后来周教授说给他们煽情，我就把穷孩子爱小鸟这个故事跟卖票的人说了，把他煽的眼泪汪汪的，他说可是我也做不了主，你是不是跟院长打一个电话，给院长打电话，穷孩子爱小鸟又是一顿的说，后来这个院长说你们在哪儿？我说在雨地里淋着呢，他说也别半票了，全部免票。

    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今天大家说到公益，其实在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中华民族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巨大的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恶的，这一辈子是需要赎罪的。我们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不知道老祖宗这句话到底是来源于哪儿？有人也许做过什么深入的调查研究。从我自己关注环境保护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发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不管他是一个邪恶的人，还是一个他有很多贪污腐败的劣迹，在他心灵深处的角落里，也会有对自然的关爱。

    那么我们如果把人们的这种关爱调动出来，也许对我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有用的，所以这就开始了我公益记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么说。其实我更多的时候说我是一个环保发烧友，而且我也希望把我发烧的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最近有人又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因为我老关注怒江，叫我“死磕”。我今天特意拿来了一张照片，刚才我看这块的书已经被大家抢光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就义卖好不好？

    其实我和陈岳琴在为怒江的老百姓的公益诉讼，我一会儿会讲到。前两天讲到这儿的时候真的忍不住自己的感情。我们现在在为怒江的小学建阅览室，那么我现在就开始我的幻灯片的播放。这个是我自己十多年来在大自然里看到的我们的自然遭到了破坏，我这个题目叫“环评法颁布前后的民间环境保护”。

    我们都知道环境影响评价法是2003年9月份正式实施的，我们也都知道环评法里重要的一条是公众参与，我们也知道公众参与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听证会。可是在座的律师们，我们国家级的听证会你们知道到现在开过几次吗？谁能说出来？陈岳琴一定可以说出来，环保部门的听证会。还是我们的秘书长可以，只开过一次国家级的听证会。在环评法颁布到今年就是四年的时间了，现在也是三年半了，只开过一次，到九月份就是四年了，只开过一次。本来我这个会议完了要去上海，因为上海他们的磁悬浮列车要开听证会，他们要经过一些绿地，和公共的一些地方，老百姓要听证会。但是有难度，现在又推迟了，很艰难。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有公益律师，我们有公益记者。

这张照片是1998年我去长江源头。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叫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从1998年就开始呼吁，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给我们中国带来的灾难，可是真的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那么今年的二月份在巴黎开了一个会，过去有人说全球变暖60%是人为造成的，剩下的可能是大自然自然的自己，可能是到了某一个纪就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今年的巴黎的会议上，90%的人认可全球气候变暖来自于人类的破坏。为此在今年的2月1号埃菲尔铁塔、罗马角斗场还有荷兰的议政厅，这几个国家的著名的景点关灯五分钟，为了能源，为了减少我们的碳排放。

    我当时在新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中国人能做什么？那么你们看这两张照片，一个是1995年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个环保人士叫杨欣，他也是2006年的绿色中国人物，他1995年拍的这张照片，同一个季节都是9月份，同一个地点都是长江的发源地冰川，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冰川已经缩了这么小，冰河已经完全没有了。

    我们前两天在请一个人做全球变暖的讲座的时候听到，我们浙江，我们上海如果要是像现在的这样的暖冬持续下去，大家都知道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获得今年的奥斯卡纪录片奖，他海水淹没的地方包括我们浙江。当然这个长江源头的问题除了全球气候变暖以外也有过渡的放牧。本来都是应该这样的高原草甸，可是因为过渡的放牧现在这种荒漠化越来越严重的，本来都是应该这样的网状水系，可是现在都是砾石滩。我们在江源的时候，我们的牧羊犬有时候被导游抱起来，他说我们的狗都是踩草地的，现在要踩这些大石头。

    在这儿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看过《话说长江》，当年的话说长江从雁石坪，就是人类居住的一个镇，到冰川这个地方叫无人区，他们走了这一趟路当时记录是三户人家。可是98年我再去的时候，像这样固定的房子已经盖到了江源的边上。他们家的牛羊都在啃食江边的植物，那么我们那次是中国女子长江漂流，划的是皮筏子，从江源飘下来，有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这儿看着这个皮筏子发愁，没有水不知道怎么漂。

    江源的这些人真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没有见过相机，他们没有见过口红，可是当我们的记者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那么自然，那么美。我们的一个记者给了她一个口红，他就把那个口红抹在了脸蛋上，摆出的姿势，有人说艺术家可能也没有这么自然。他们的这些美是来自大自然的，一会儿我再给你们看看怒江的老百姓的审美观点。

    我觉得这种环境常识的普及有时可能来自于灾难，因为我去的时候，1998年正好是长江大水，那个时候到处都在告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普及，所以就是那一年，我们天然林停止砍伐叫天保工程，这个是在我们环保界大家都知道的，从1998年的9月1号以后所有的天然林禁止砍伐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手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案子，滥砍盗伐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还是时常发生的。

    那么说到讲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我走到哪儿就想讲的哪儿的。我在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里，我们的节目叫午间半小时，我从这个节目创办一直干到2000年的时候停办，做环保节目是我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记者说我们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他们也从此走上了像刚才我们的谢女士讲的公益律师要不断的去说，不断的去呼吁，我们也是用我们的广播节目不断的呼吁。

    这个地方叫中甸，我去的时候。现在叫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在英文里就是世外桃园。这是高山杜鹃。99年的昆明世博会时我采访了两个最漂亮的花园，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荷兰，他们说他们的花驯养来源于中国云南，中甸的，白马雪山。可是我去的时候像这样大山的眼泪到处都是，一次泥石流，一个村子70个人瞬间就被冲走了。那么金沙江，我们现在已经是入海口了，但是在长江的上游，本来峡谷里流出来子水应该是这样的绿色，但是因为过渡的砍伐和泥石流，现在他的含沙量一点都不比黄河的少。人为干扰、虫灾、火灾。

    这个小伙子次里，是一个藏民，他们家世世代代是靠打猎为生，有了森林工业以后，他们就会去砍树，他靠出卖劳动力去挣钱养活他的孩子，他的妻子和他的老人。但是1998年天然林停止砍伐以后，森林工人每年有生活费，他什么都没有，他只好拿起猎枪再次打猎，触犯的法律，因为他打了一只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被森林公安带上了手铐。

    带上手铐的时候，村里的人跪在地上给他求情，说他是一个好儿子，他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说他是一个好丈夫，高原我们大家都知道，全球气候变暖还有臭氧层空洞，可是有的人觉得离我们很远，臭氧层空洞给我们人类造成了两种非常可怕的疾病，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皮癌。白内障在我们城里来说，现在已经不算个事了，可以做手术，可是对高原上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医治，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明。

    他29岁的妻子是一个白内障患者，已经失明了，他有三个孩子，他是他们家唯一的生活支柱和来源，但是他被拷走了，他们家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就是几个碗。这个森林公安在给我讲的时候说，村里的人向他求情说少判他几年，在座的律师们，我不知道你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罪犯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的为他辩护。作为记者我只能是晚上走到了他孩子的学校，希望老师能够留住这个父亲被关起来的孩子的这个课桌，不要成为空着的。

    他们还能继续上学，我的一个同事这些年来在给那的一个孩子寄钱让他们上学，虽然从来没有接到过回信，可是我的这个同事执着的寄，他说他是为了良心，他要帮助他。

    全世界有15种鹤，我们中国有八种，特有的有两种，一种叫丹顶鹤，一种叫黑颈鹤，我曾经采访过台湾的一个摄影家叫吴绍同，全世界15种鹤他都拍过。我采访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大画册，我说你把你认为最漂亮的那张照片找出来我看是在哪儿拍的，他就翻到了这一张，在我们的中国贵州大山包，丹顶鹤冬天在我们的云贵高原，夏天是在青藏高原。可是这么漂亮的地方，次里的一家，还有那和乡亲们现在仍然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现在常常有人说，我们青藏高原的牛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但是那儿的老百姓真的需要我们公益律师给他们帮助，因为他们为我们的大自然能够得以生存和自然繁衍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开发商和地方官员是从这些穷人的口袋里掏钱，你们想想我这句话有多少是我们眼前的现实，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在呼吁陈岳琴在哪儿？

陈岳琴：在这儿，后面还有好多。

汪永晨：法律面对生存，我是同情偷猎者，可是他们为什么偷猎？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们也在偷猎？可是他们是有钱和有权的人。真正像次里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他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制度，是我们很多的腐败，是我们片面的追求GDP带来的。就像刚才我放黑颈鹤的地方云南的大山包，他们那儿的老百姓，我有一次去采访，吃晚饭的时候到那儿了，他们听说我是记者，一个50多岁的人，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比我显然老很我，恨不得觉得她是我的长辈。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有我吃的就有黑颈鹤吃的。他们家吃的是一天唯一的一顿饭，是一锅可以照着人的带着壳的大麦米的粥。

    我当时心里真的说，我们多好的老百姓，他们自己没的吃，没的穿，他们说我是党员，我真的在心里问我们共产党解放中国已经50多年了，可是这些老百姓当然是全国很少很少的一点人，可是就是这些人他们执着的相信共产党，而我们真正享受共产党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的人，我们感谢党吗？我不知道这个在法律上应该怎么解释，但是在我写的文章里，我真的呼吁社会的公正在哪儿？

    这个是壶口瀑布，刚才里红跟我说，她去那儿种过树，我们媒体有很多时候不是像你们用这种条文及用你们的法律条款，来保护我们的弱视群体，来维护社会的正义。刚才我旁边坐的贺天祥（音同）说是要靠激情，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记者，现在大家说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现在有很多是在记者的行列里。

    我们去种树，我们今年的4月14号我昨天发到陈岳琴的信箱里了。我这次来坐飞机，我这一趟距离我要种六棵树，这是国际上开始流行的一种减排的方式，就是全球气温变暖是我们的二氧化碳的贡献，那我们做“贡献”我们就要赎罪，所以陈岳琴要带着女儿跟我们一起赎罪。这个壶口大禹治水就是壶口，我们1998年去种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十年九旱，十年九旱文章里写出来的解释就是问老百姓什么是十年九旱，他说我们种了28斤种子到了秋天收获的是26斤粮食。种子都没有收回来，这么漂亮的壶口瀑布的地方可是因为我们认为的干扰，全球气温变暖是这样的。

    我们那一次因为有很多记者的参与，陕西省的副省长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这是1999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小学生，他当时带了50块钱给老师，因为他生病不能来种树，老师要把钱给我，我说我们在这个启动仪式上讲一讲这个小学生。

    于是这个小学老师就站在台上说他的学生不能来，他希望用这个钱里养活我们种的这个树，我们知道树是三分种，七分养，我们要关照。我们把这个钱给到了这个老头的手里让他关注我们种的这些树。这时候新华社的一帮记者，他们在下面说，我们也要跟这个孩子一样，要捐一点钱管这个树，迅速的就捐了1000块钱放到老头的手里。

    然后环科院的一帮科学工作者，他们说我们平时都是自己在做环境保护，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人来加入到我们保护环境的行列里来，所以用周末种树，大家也凑了一点钱，放在这个老头的手里。这时候你们猜谁坐不住了？副省长，他看我们北京的人来自己花钱，花路费买树苗，现在还自己捐钱，所以他也叫秘书捐了1000块钱给这个老头。省长捐了钱，地委书记、专员、县长、乡长，所以这个老头的这一把钱是12460多。这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公益律师有的时候我想也是我们有法律条款是必然的，但是人家那些交易有桌子底下的黑色交易，我们有没有人情的关爱，我觉得一个律师的人情关爱可能是我今天也在呼吁的。

    我们很多律师很正义，很按照法律去办事，但是他可能有一点太严肃了。他可能有一点太较真了，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较真怎么来解释，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真的是在和我接触的一些，我认识的一些律师朋友里面，我觉得真正的好律师是有人情味，是有一颗善良的心。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情商，我们的学生很需要智商，但是很多成大业的人，是他的情商非常高。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呼吁是不是也跟我的蹩脚的英文一样，虽然在英文里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句子，但是在现实里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方式。很高兴你们看这儿是2006年我们种的树已经长了这么大了，这是新上任的专员在我胶那碰到了他，这个地方就是里红种树的地方，他新上任去看一看就碰上了我们北京来的人。

    这个专员就是临汾地区的第一把手，他上任到那儿看的时候碰上我们北京人，我们一个人要花700多块钱，因为来回的路费就有500多块钱，还要住，住的我们都是炕头，我们吃在老乡家里，所以我们叫生态旅游，帮助老乡有一点收入。这个专员非常的兴奋，他说北京的人都跑到我们这儿来种树，这个树已经长到了这么大了。所以第二天临汾市所有的报纸的头条就是北京的人来种树。

    这个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今天不能给大家更多的讲从律师的角度应该你们怎么样能够去做公益的这种规范的这种行动。但是我是想从一种情感的角度来呼吁你们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白鳍豚，其实在它们的家乡离你们不远，它的栖息地就是湖北的宜昌到江苏的江阴，现在也在海门就是江苏的入海口，就是上海和江苏之间的入海口之间的地方发现它们的尸体。

    全世界有四种淡水豚，那三种在巴西、亚马逊和印度恒河，2004年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国际白鳍豚的研讨会，我问过那三个国家的科学家你们那儿的豚怎么样？他们说成千上万。而我们去年如果你们关注新闻的话，会发现2006年的11月到12月，38天全世界在研究鲸豚的顶级的六个国家的专家他们联合在我们中国的长江里寻找白鳍豚。鲸豚类研究的最先进的声纳系统的录音设备和观测系统的器材。最后的结果你们可能能说出来，一头都没有发现，而白鳍豚在我们的诗经里叫“长江女神”。

    这只淇淇我们从97年开始关注它，到2002年我的邮箱里接到一封信，大坏消息，淇淇去世了。可是从1997年我们关注他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帮它找一个媳妇儿，它是一个雄性的白鳍豚，豚到中年每年春天它发情的时候，它本来是银灰色的，可是它的躯体会变成粉红色。在水下录音会发现它有一种非常急切的呼唤的跟平时不一样的叫声。

    2000年我和我们绿家园的一些志愿者去武汉中科院水生所去看望淇，因为我们从1997年就开始关注淇淇，2000年我们去的时，因为是五一，它正好是发情的季节，平时它一天可以吃七八斤鱼，可是发情的时候它不吃东西，喂的鱼以后就漂在水里，可是我们去了以后它突然非常兴奋，就围着池子转。你看我们这个旁边跪着的穿蓝色衣服的小孩儿，他从三岁就开始跟我们一起关注白鳍豚。2000年的时候他已经七岁了，我真的不知道淇淇是有灵性还是什么，它围着池子转转转，然后它就贴在这个边上来蹭，蹭蹭蹭，蹭一会儿它又跑到池子里转，本来他应该是这样的背鳍是朝上的，突然它的肚子朝上，肚子下面有一根红色的像棍状的一个东西就一点一点的伸出来了，我们大人都在发呆的时候，这个七岁的王翰臣这个小孩儿就问他奶奶，奶奶奶奶那是什么？后来这个白鳍豚的科研室的主任告诉我们，那是白鳍豚的生殖器，连这个科研人员都很少见到，它么暴露它的生殖器。

    后来在我的广播节目里，张先锋（音同）这样解释，可能淇淇有灵感，帮助它的人来了。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写在北京晚报上，题目就叫“可怜的淇淇”。当时我也是我们国家的环境使者，我们的环境使者开会的时候，敬一丹、关牧村、吴小莉这三位女士都看到了这篇文章，敬一丹跟我说，汪永晨我是流着眼泪看完这篇文章的。我后来跟人讲像这样腕级的主持人，关注我们的野生动物，我们对它寄希望的就是走进我们志愿者的行列。所以2005年月牙泉，现在已经快消失了，敬一丹说汪永晨我也学你，我在我的邮箱里广泛的散发一条信息，我做了一条有关月牙泉要丧失的焦点访谈，你也帮我发一发，让更多的人知道。

    看看，淇淇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它没有等到找到媳妇儿的那一天。而淇淇和淇淇的同类面临的危险一个是我们长江里过度的航运，去年他们科学家说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对白鳍豚的影响，就是白鳍豚因为长江的浑浊，白鳍豚的眼睛已经失明了，没有用了，因为他已经丧失功能了，它没法看东西。所以它靠它的声纳系统，而白鳍豚是哺乳动物，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人类要喂孩子，我们这里肯定有很多妈妈，要哄着孩子吃奶，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我们的白鳍豚不是这样的，白鳍豚是它的腹部下面有一个乳裂，乳头平时是它肚子里面，而在蛇喂奶的时候它乳会裂出来，射出一股奶，小白鳍豚要准确的吃掉。其实我们的动物有非常多的我们人类现在还不知道的，神秘的生存方式。

    比如说像我们的候鸟他们迁徙，我们人类说一定要有雷达，巨大的雷达，你们都看到过。而我们的白鳍豚和我们的蝙蝠就在他们的脑袋上的小小一点。我们的丹顶鹤，我们的麋鹿就是在他们身体里的一小点系统就是他们的定位系统。像丹顶鹤它冬天在盐城，夏天在扎龙，2000多公里的路线它能准确的找到它的窝。它长年累月的在这个窝里繁育它的后代。

    白鳍豚是靠它的声纳系统来哺育他的后代，小白鳍豚因为它要喘气，它吃了这一口奶水以后它要上来呼吸，小白鳍豚和它就分开了，等它再下来的时候，小白鳍豚可以听到它妈妈的声音，继续找它的乳头。可是现在因为长江里太多的船、挖沙，各种噪音这种声音破坏了它的这种声纳系统，所以这也是白鳍豚现在几乎灭绝的一个可能的原因。

    再有一个你看现在这个叫绝户网，把鱼的童子徒孙都给捕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就学过的鲤鱼跳龙门，我们的这些大坝。我们1700米的大坝已经排列在长江上两座，葛洲坝和三峡。现在上游还要修八座。我不知道你们浙江人吃鱼的习惯，但是我知道现在在江苏有很多鱼上千块钱都买不到了。我在采访长江长委会的人的时候，他说现在三峡大坝修了以后，我们长江里的四大家鱼的育苗减少了80%。我们老说以人为本，我们人是最重要的，我们人吃鱼都到了这种程度，更何况白鳍豚。

    这是小白额雁，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中国还有。我觉得我们媒体在普及这些环保知识，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律师在你们维权的时候，要告诉那些弱视群体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不是也很重要呢？我告诉你们我和陈岳琴关注的怒江的老百姓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公众参与，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知情权。

那么我想刚才张径亭（音同）的问题公益诉讼，我觉得公益诉讼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告诉你们救助的这些人，他们有知情权。那作为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我是想把大自然现在面临的问题，通过我们媒体这个桥梁来传递给更多的公众。

这两个是洞庭湖的保护区的两个科研人员，他们救治了一个小白额雁，给它环志后放回了大自然，他们1998年环志的，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到那儿观鸟又发现了这只小白额雁，它不是一个雁，它是带着它的家族，妻儿老小一块儿来的。所以雷刚当时兴奋的要用我们手机通知全世界，我们说这可是国际长途。

    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拍日出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些画面，面地的这种土炮和被毒死的小白额雁，在市场上出售。幸好我们没有看到那只还治的小白额雁，不过我问雷刚，我说如果你要看到了这只小白额雁在市场上被出售你会怎么办？他非常的平静，他说我会把它买下来，我会把它做成标本，等我的儿子长大了我会告诉他这里曾经有过这么漂亮的鸟。

    我不知道这个显然是触犯了法律的一个事情，因为这种野生动物国家也规定是不准乱捕乱猎的，可是至今为止这种捕猎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边还有吗？大家都说全球气侯变暖，都说沙尘暴，就在我来的前一天星期六北京又遭到了巨大的沙尘暴，那天我们有一个活动叫乐水行，走在北京周边的河上，所有的人都是灰头土脸，但是这张照片是拍于去年第六届环境大会的会场外面，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就在人民大会堂讲中国的环境保护。可是在他外面的车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非常弱示的国家环保总局有了潘岳副局长这样的性情中人，我们搞了环评风暴，我们现在开始呼吁生态补偿机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去年国家林业局要拍卖狩猎权的时候，遭到了媒体的非议和攻击。最后他们不公开的拍卖了，私下了他们照样在执行着他们所谓的项目计划。让这些国际上有钱的人里狩猎。

    当然我们不是反对狩猎，我们反对的是什么？跟在座的每一位非常有关，信息公开，环评，环境影响评价，我们这些青藏高原上一头野牦牛卖两万美金，可是我们还有多少头野牦牛可以去狩猎呢，我们一头藏羚羊卖一万美金，我们现在藏羚羊是不是可以到了已经可以狩猎的时候了呢？全世界美国、欧洲都有狩猎，但是人家狩猎人家公布每一年繁衍了多少，每一年在大自然里存在多少？我们没有。在座的各位也许你们不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不会去为这些野生的藏羚羊和野牦牛做公益诉讼。但是在你们身边，很多项目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开工的，他们有很强大的背景，他们有非常丰厚的钱，这样的时候你们能站出来说请公示你们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你们能站出来说请让利益受害群体说出他们自己要说的维护自己权利的话吗？

    我觉得我跟陈岳琴打交道这些年来就是我们常常在一起呼吁媒体，也呼吁像你们这样有一颗愿意做公益事业心的律师站出来，呼吁我们的知情权，呼吁我们的公众参与。我想这就是环评法的执行和NGO行动对我们的环境带来的福音。

    下面的这些照片就开始了我们的另外一项关注，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从1994年中国第一个环保组织就是里红也是会员的自然之友开始。94年是自然之友，96年是地球村和我们的绿家园。因为我是记者身份，所以我发起以后我的记者朋友都特别的捧场，我们现在有5万多人加入到我们的行业里，有很多一部分是记者。我们现在每个月有一个记者沙龙在北京，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我们的记者沙龙推广到全国的15个城市。

    我一会儿会公布我们一个网是www.greensos.cn，我们设立了一个绿色记者沙龙网，，我们希望全国关注环境的记者可以结成一个网络。如果说我们的早期更多的时候是环境教育，那么从2003年我们开始关注中国的江河，因为森林停止砍伐以后，这些有钱的开发商们他们把他们的目光对准了我们中国的江河，他们开始跑马圈河。我2005年曾经在泰国参加了一个会，是保护湄公河行动组织的一个会。一个澳大利亚的在老挝做环境保护的一个志愿者他问我，中国的北方公司的背景？我不知道在座的人说到北方公司会不会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了他是军火商。但是我告诉你们现在连军火商都在老挝开发水电站，可见水电的效益之在。民间有一句话叫：草楼、银路、金桥、钻石坝。你盖房子得到的才是一点草钱，你修路赚的是银子，修桥建的是金子，你修水坝得到的就是钻石。

    这样丰厚的利益使得这些人早就忘记了法律，忘记了弱示群体。这个是三门峡，中国50年代最早的一个大坝。这个大坝现在给渭河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50年了，这个地方我前年在哈佛大学讲课放了一张照片，他们美国人觉得很新鲜，叫桥上桥，因为水坝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瘀沙，瘀沙了以后它就成了悬河，就是我们人在下面，河床在我们上面。那么这个坝怎么办呢？就是在在这个桥上再做一个桥，现在在渭河那儿是桥上桥上还，第三座桥已经建起来了。

    本来洪水其实是过去了就完了，可是在渭河因为老百姓都是住在洼地里，每一年现在秋天的水来了以后到第二年的春天都散不去。那里的河床现在有水，是污水，我们的泾渭分明不是绿和黄，现在是黑和黄。这地方也有污水处理厂，可是这个花了1.2个亿的设备修建的污水处理厂，在我们去年六月份去的时候没有钱运转。这是用丹麦的设备世行的投资建造的，这个总工程师说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边是污染的水，我们在渭河边上站一会儿眼睛就疼，因为污染刺激着你的眼睛。

    但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回来以后就在《南方周末》上写了一大版的文章，写渭河的问题。结果丹麦的记者看见了，丹麦的记者就不干了，说我们这么多钱的设备难道投资了中国以后就当摆设，所以在丹麦使馆的过问下，陕西省政府现在不得不把这个启动起来了。我们今年一月份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现在确实已经运转了。

    可是我也很奇怪，像渭河这么大问题的地方，我们居然还有这样的牌子挂在那儿，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不知道教育给公众的是什么？这就是渭水源，我们这儿是浙江，我们离长江不远了，黄河的最大的直流就是渭河，这个拱桥也叫廊桥是霸陵桥。蒋介石、孙中山都在这个桥上题过字，因为渭水对中国来说之重要，对黄河流域来说之重要。我们从这个桥的高度可以看出它当年下面走的船是多大的船。可是去年八月份我们去源头的时候，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我们采访当地的政府说怎么成这样了？他们说是全球气候变暖，一杆子就给归到国际问题上了。

    这个就是渭水的源头，他是三眼井，这个山是鸟和老鼠在同一个穴里，所以叫鸟鼠山。看这个井的老乡他给我们形容当年的大树是抱都抱不过来，现在砍的山上完全看不出原来还有大树的痕迹，能见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老乡拿着手电天天的在照着这个泉水里是不是今天能来一点水。

    这个是我在同一个下午拍到的，一个是北欧童话别墅，是当地的水电站，能源公司为了接待上面里的领导视察工作的纯木房子的别墅，而旁边是至今还土墙土瓦的农家小院。目前修水电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理由是不能让这些水白白的流，要发电，要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脱贫。可是谁更富有了？这是今天的淮河，这是今年的春节，一个叫霍岱珊的淮河卫士，他发给我的照片。

    其实我今天来了还带了两页纸的名单，我们北京的朋友他们现在做着个中国水污染地图，这个水污染地图上面就把中国我们的官方公布的5000多个污染企业标在了这个地图上，我们需要把这一个地图给他定位，然后开通我们的地图，就知道哪个企业污染了中国的哪一条江河。昨天我们来的路上已经跟我们接待科的人说我这次来带了一个GPS也想定位一下这里的污染企业。

    浙江的形势一点不容乐观，当然说我们松阳很好，我们喝的水都是山里流来的，但是我们春节的时候我们志愿者去濯州，去了濯化，我们的导游说他们家就是濯化的，他的哥哥才30岁出头头发已经全掉光了，他说不是学问大了，而是我们的水有问题了。他的爸爸是肺癌，我们现在全国媒体上公布的有100多个癌症村，霍岱珊说我们那个是癌症县，他们家的直系亲属里有12个人得了癌症。

    我知道张兢兢他们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他们帮助了很多的这样的自己的家乡受到污染的官司。但是王灿发经常非常无奈地说，他们胜诉的并不多。可是面对这样的污染，我们怎么办？非常遗憾的是很多人他们喝着污染的水，他们不知道到底怎么了？现在你看这个数字，我们全国3亿多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有1.9亿人的饮用的水里面有害物质超标。我们中国的地下水，这是新华社2005年底公布的消息，90%没有达标。

    这是民间老百姓用他们的唯一的办法，跪着求那些企业不要污染。每当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同样在心里呼唤陈岳琴你在哪儿？

陈岳琴：我下面介绍几位，你老呼唤我，我怕你叫我找到我。我给你介绍几位公益事业做得很不错的环境律师，这位是上海的律师，上海环境大学毕业的非常优秀的律师，以后上海的问题交给他解决。还有一位是段正名，他是四川的，浙江的水污染案他是参与其中，四川有什么事情交给他。

汪永晨：四川现在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经常接到很多公众的来信，他们投告无门，他们希望媒体给解决，但是我真的告诉你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我们还没有回到北京，我们的头已经给我打电话说汪永晨这篇报道就算了，给杀死在摇篮之中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是滇池，这是去年七月份，现在已经花了49个亿，差不多50个亿治理，但是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我问这个在旁边卖鱼的人，因为旁边的牌子上说保护滇池依法捕鱼，我不知道依什么法，我就问他这个鱼能吃吗？他说水不能喝，鱼能吃。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来形容跟我一块儿去的那一次还有汪晖，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清华大学的教授。他说以后还能吃鱼吗？

    这是南水北调，也是中国现在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嘉宾：刚才滇池那个图片我很震撼，我80年代去过，那时候水库已经有一些问题了，但是到了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没有看到，很震撼。

汪永晨：其实有很多是生活的污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湿地的问题，中国人围湖造田，毛主席说围湖造田，所以很多湿地他们认为没用了，就围湖造田，其实滇池旁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草海这种湖泊，湿地是什么？是大自然的肾，它可以起到过滤的作用。现在我们有很多是生物治污，就是种了这些植物可以吸纳这些毒物。可是现在要不就是修成了别墅，要不就是全部用水泥给砌起来了，要不就是种上了地。所以这些污水直接就排到这里来。

陈岳琴：现在我们所有用的洗涤剂，洗碗用的，包括我们所有的洗涤都是石油、化学物品，它是沥青沉淀到最后的，再提炼出来做清洁剂。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整个环境的破坏。他们说韩国在治理汉江的时候是不给你用这种洗涤剂、沐浴露的，可是我们现在是从没有到普遍的用，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不好的，日本有一个这样的书我自己读了很多很多遍，我现在都是直接用肥皂洗头和洗澡，然后洗涤剂我完全不用动，我用小苏打的制品，我们不用现在的洗发精，这些都是破坏环境的。我有一个朋友是质量总局的，我问过一个是卫生知识，一个是洗衣粉的问题，我跟各位说，我们用洗衣粉的你要是喝下去会死掉。我们家以前是住在一个小河沟旁边，我们排出去的水就在那里，现在的水完全都臭了，这个水排到那个里面怎么样？就是那样的。其实国家要求所有的洗衣粉的配方都到掉，都用肥皂，不用洗衣粉、不用洗发精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也会好，对环境也好，谢谢。

嘉宾1：因为我是84、88年去过，当时他已经有问题了，他所谓的富营养化，说是水葫芦增长，但是到了这个程度让我很震惊。我回去找一下照片，如果可以找到合适的照片的话我发给你。

汪永晨：其实我也有过当时很漂亮的照片，我是第一次去昆明的时候是86年，就是那年第一年昆明的红嘴鸥进到城里来，就是86年的春天，85年底，86年就是那个冬天，它第一次来。站在西山上看滇池非常的漂亮，现在就是坐着缆车关着门，捂着鼻子走，就呛得你，那臭气，这么高的缆车都可以闻到。

    我们接着讲南水北调，这个是南水北调的襄樊市的宣传部长，他们曾经到北京去请记者，他们说我们汉江的水这些年来已经下降到这个程度了，还要调到北京，所以请你们北京喝水的人打开水龙头的是时候千万手下留情，这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因为修水电站这些移民也要搬迁，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要搬到哪儿。

陈岳琴：汪永晨我插一句话，我前两天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北京人大常委他们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陈希同当时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把密云水库的泄水泄掉了一半，因为他当时的错误导致了现在密云水库的水一直没有满上来，怎样的要求陈希同以及他当时决策的政府承担责任，这是最近北京市人大常委的一个讨论。

汪永晨：但是我也觉得是这一届政府推卸责任。因为北京的水库真的是，我们最近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有人说汪永晨你全世界的看江看河，你不关注北京，现在也是陈岳琴怒江诉讼的第一人张峻峰，我们有一个北京问河的考察，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北京的照片，看一下北京的问题。

    这个是襄樊的把水调走了以后，这是他们的上游，因为水不从他们这儿走，所以这儿没有人管，水调走了以后水就减少，就成了这样，你看污染的程度。汉江在襄樊的地方居然没有一个污水处理厂，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你看汉水本来主流是这种绿色，但是它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就完全是黑色的了。

    下一张照片大家别紧张，这个老太太就是癌症患者，这个村子3000多个人已经死了130多个，因为癌症死了，我们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全村的人按了红手印，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打深井解决吃水的问题。当地的环保组织是一个运大姐，他们就是从世行，从政府呼吁给他们找到一笔钱打井，按理说他们那个地方的水位不是很低的，打到一会儿水就出来了。但是打到50米还是污染的，打到80米还是污染的，打到100米还是污染的，最后打到120米才可以喝。

    然后运大姐说这是喝我们孙子的孙子的水啊。这个时候我特别的想呼吁就是法律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知情权。我们在环境保护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坎儿，一个是我们政府它很多事情不告诉你，他说这个是保密的。就连怒江，我们要求他环评是因为他的生物多样性和老百姓的生存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说这是国家机密。拿机密吓唬谁啊，我们有法，我们有这么多律师，我们知道什么是国家机密。但是老百姓不知道。

    现在在的很多人对水坝抱以希望是因为我们的媒体信息传递不对称。我们三峡的报道只能说他好好好，但是现在有一个死结我们都不说他别的，我们就说他加大航运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是我自己修这个坝以后过了两次了，一次是过这个船闸等了六个小时，一次是四个小时。原来是大大小小的船都可以从那儿通过，但是现在他们说是要规范，像高速路，牛车和马车能上高速路吗？不能上。所以现在民间的小船现在都不能过长江了，本来这些都是重要的运输的系统，现在只有那些旅游的那些大船才可以过，即使这样还要等六个小时。

    老百姓知道吗？我们的媒体能报道吗？剩下来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你们了？要为老百姓维权，因为长江是公共财产。这个是木格措（音同），很有意思最近，就是木格措是我们中国的媒体和NGO第一个关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高山湖泊在康定，当地的老百姓说这是神湖不可以践踏。他们给温家宝写过信，我们媒体知道了以后，我和中青报的一个记者去采访，经过我们的努力，2006年的11月份四川日报上说水坝不建了，他们要发展绿色经济，我们非常高兴。

    今年4月22号要颁一个阿拉善生态奖，阿拉善是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弄的一个基金，他主要是治理荒漠化的，每年奖励一些大的环境保护的项目、组织和人。我们就说保护木格措很重要，而且是中国的一个创举，就是说民间NGO包括法律和政府共同合作保下来得这么一个高山湖泊。我们就去报这个奖了，但是他的评委会说，要不是政府说不建了，你们媒体说，NGO说不建了就能不建了吗？所以这个奖一定要给政府，我们说好，只要这件事能够说出来，因为现在中国的江河面临的问题太大了，只要能给木格措评上奖，告诉公众这样的湖泊不能动，是神湖。

    在评的时候专家给这个项目评了第一名，因为这个在中国推动公共决策上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所以评了第一名。但是现在评奖还有一个网上投票，这个网上评票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也没有做工作，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网上的票很低，就一下子被拉到了13名，这样就是一个优秀奖。本来是我们NGO申报的奖，但是他们说给政府，我们说好，给政府。可是当地政府一看才得了一个优秀奖，他们不要。阿拉善的人就来找我，说你是不是请他们政府要这个奖，因为这个奖还不错，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我想你们将来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特别说明我们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个是什么逻辑呢？民间环保组织申请了一个奖，评委说这个奖要给政府，然后政府不要，然后NGO说求求你们政府要这个奖吧。但是没有关系，我想以后你们可能也有，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委屈，但是我马上觉得是一种提升的机会，可以让我自己在心里告诉我自己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我们NGO得这个奖吗？不是，我要的是保住了这条自然流淌的高山湖泊。

我想你们将来做公益诉讼的时候，你们是要你们的律师事务所出名，是要你自己成为一个大律师，有了很多的成绩，还是你为弱视群体，为这个社会伸张了正义。我觉得每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以后就是自己的灵魂的一次升华。这个是我们的一次机会也许有的人会为这个生气，我自己也为这个生气，但是我没有停留在生气上，而迅速的告诉我自己，这是一个机会，这是学习，这是考试。我是不是能交出一个合格的答卷，

这么漂亮的地方已经被砍到这个地方了，这个是岷江奔腾咆哮的岷江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这是一个大法师，你看他满脸的睿智，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庙拆了烧了可以修，湖要是破坏了，就再也没有了。

    这是我们的都江堰，2263年前我们老祖宗李冰夫子修建的，他的四六分水计算之精确，他的飞沙堰。我们刚才看的桥上桥上桥的问题，早在在2263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解决的了，他用水的流量计算出来，他不光是能把沙子流过去，就连大石头都能飞过去，我们刚才说的周孝正教授他说，每年放水的日子就应该组织游客去参观，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多么的智慧。但是现在修了紫坪埔水电站，一下子就给拦住了，四六分水和飞沙的功能就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活的世界文化遗产就被变成了一个僵尸。

    本来连漂亮的景观也要受到影响，就是要在它的旁边还要修一个杨柳湖水库作为它的反调节水库，后来终于被我们民间，被媒体给叫停了。可是都江堰现在巨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滑坡和泥石流，这个地方的生态非常的脆弱，原来去九寨沟是从江边走，现在要走盘山公路。我们去年11月份去采访的时候，司机用了一句话说：这条路常常被淹了，泥石流就滚下来。

    当地的老百姓渔民本来过得很好的日子，他们的社区都非常的成熟，孩子上学，现在给他们搬到了山上，一个一年级的的小学生现在去上学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谁去给他们做公益诉讼，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的维护他们的权利。

    我们这儿刚才有四川的律师，这是虎跳峡，有三个老外曾经坐在江边哭，为什么？这三个美国人说我们从小就听说中国有一个虎跳峡非常的壮观，可是我们来了以后看到这个开山凿石的建工程，在修大坝，他说我们的富裕你们很快就可以追上，可是你们这么漂亮的大自然我们永远也没有。

    不过虎跳峡的老百姓，他们因为富裕，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的粮食都运到了北京，他们的河滩地，他们的纳西文化，这个老人家他的儿子才32岁就因为保护家乡的江河操劳过渡去世了，当地人管他叫金沙江之子，他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学者。我们每年去看他，去年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们村里的人说，上面来丈量他们的土地说让他们搬迁，他们用他们民间的方式把一个副县长给推到江里去了。

    其实现在很多人要帮助他们打这场官司，因为这个地方水电公司至今要在这儿，就是刚才我说的金沙江上游的八级水电站就包括这儿的其中的一座。我们媒体用什么办法？我们只好写报道。《南方周末》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张能够还能说一点话的报纸，温家宝看到了以后说要关注这个江，怒江水电站要，温家宝有批示像这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环保不同意见的工程应该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像这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这个广泛关注既包括公众，也包括媒体，当然也包括律师界和法律界。像这样的工程被一个国家总理说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是中国的巨大的进步。

    这是我们向民主化社会向前迈进的重大的一步。我觉得在江河问题上，我们媒体，我们NGO在不断的呼吁，我们最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就是法律界。这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全世界可以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有四条标准，符合其中的一条标准就可以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而我们的三江并流这四条标准全都具备，这就是怒江第一湾，他不同的季节是不同的颜色。他有22个少数民族，有六个宗教，全世界战争因为宗教问题，因为民族问题打的时候，在我们怒江民族和民族之间和谐相处，民族和民族之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还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江河。一位美国记者告诉我，他的一位在美国国家地理工作了30年的摄影师告诉他，这辈子最打动他的漂亮的地方是在我们中国，在云南，在三江并流。

    可是我们现在要把三江并流其中的怒江变成13个水电站。把这种岩壁凿了当他们的勘探），把这样的江污染了，要成为新的泾渭分明。这两个牌子一个牌子写的离松塔电站七公里，另一个牌子写着高丽贡山自然保护区，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破坏。这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咫尺之遥我们的法律在哪，我不能说陈岳琴，我说在座的公益律师们？你们在哪儿？全世界像这种颜色的江河我关注怒江快4年来，很多很多的外国记者他们告诉我，在美国几乎没有这样的江，在欧洲可能也只有一两条，但是在我们云南我们有，却成了这样。

    怒江是在环评没有结束，更没有公示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前期勘探，我知道陈岳琴这些年来一直希望拿这个当做一个例子做一个公益诉讼，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陈岳琴：我关注怒江已经好几年了，可以说我们是并肩作战，目前碰到的障碍很多，因为我们一直担心就是这种诉讼能不能被法院接受。比如说河流是国家的公共财产，全民所有，北京的市民也应该对这个财产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强烈的要求他们公示报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跟一些部门合作还是不错。说实在的我觉得怒江的事情有一点不一般，现在说怒江又要开始了，我就问了有关部门，人家说我这里还没有消息。当时我说怒江失守惟你试问。现在只有这样的，因为我们进不了那个大门。

嘉宾：为什么不找到一个当地的呢？

汪永晨：我下面会说，也需要你给我们出出主意。这是我们中国的做法，因为他是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所以世界联合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七月份被评为世界遗产以后，2004、2005、2006年三年连续把它作为重点检测项目，因为从2003年七月八号他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单，云南日报正版篇幅说他是世界遗产庆贺了，当7月19号的时候正版的说要建十三级水电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很尊重一个国家的政府，但是他们也确实在做他们的考察。

    这个照片是去年的二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北京国电的彩旗招展那些船都在江了，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四月份去的时候这个旗就被拿掉了。船全都上到了岸上，然后上不了岸的弄了一个条幅，写的是大理船舶修造厂。你说我们的地方政府和我们的水电公司的智慧都用在这儿了，然后这些设备都用这样的东西盖住，但是联合国考察的这些人不是小孩儿，你能盖得住吗？所以去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年会上在立陶宛召开的时候，他们写了27页纸的报告，让中国政府拿出报告是怎么样保护三江并流完整性的。

    这完全是你们法律可以进入的切入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世界遗产地是严格的范围的，居然我们云南省政府就到了什么程度？去年在教科文组织离开的时候，他们给了他们一张新的地图，这个新的地图把遗产地给改了，因为他们要挖矿，因为他们要修水电站，他们说这块地方我们不当世界遗产了，我们换一个地方。

    你说人家说你们这个是小孩儿过家家呢，遗产地你们说换就换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把教科文组织惹恼了。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今年二月份他们交上的报告依然非常的令人失望，所以今年七月份在新西兰开的遗产会上到底怒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真的是拭目以待。

    当然我们也没有停止，我们还在呼吁，其中还有一个要去说的就是他们的地质，我去了五次了，有三次全碰上了这样巨大的泥石流。滚滚的泥石流，我们当时有美国时代周刊、有法国世界日报，有中央电视台，有香港卫视我们一堆记者，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我们这辈子经历的最惨痛的一次，最可怕的一次采访。那个声音之震耳欲聋，我们就站在中间，还好没有冲到我们这儿，要是冲到我们这儿，我们根本就逃不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迈过去，老天爷可能是觉得留住我们还有用。

    就是当地勘探去年去十个月像这种泥石流和塌方死了20多个人了，但是他们还是不顾人的死活还在建。在怒江很多人骂我们说我们是去那欣赏风花雪月，老百姓穷，但是这个老百姓是住在大山里面连房子都没有，他们住在高处，现在他们自己吃水的问题没有办法，大家那么穷的情况下凑了3000块钱希望政府把水帮他们把水接到山上，两年了，地方政府拿着钱不给他们做这个事情。这是县水电公司领导的家，那个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首席记者说，我在美国的家也没有这么漂亮。

    老乡说我们以前过的很踏实，有了水坝以后就像油灯就要灭了。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打假人士说我们是伪环保主义者，你在网上点我的名字，我们不说名字，我们就说刚才我的那个怒江的两个小女孩儿的照片，在网上他们说汪永晨你到处给大家放这张照片，这个水干净吗？这个小姑娘吃的花消毒了吗？他要是拉肚子怎么办？我不知道，他要拉肚子怎么办？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天天孩子能吃麦当劳、肯德基、打游戏机就是幸福、就是快乐吗？怒江的老百姓大家会唱多少歌，我们这些文人都说不出来，他说树上的叶子有多少，我们就会唱多少歌。说你会跳多少舞，江边的沙子有多少，我就会跳多少舞。这是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他们的幸福感，可是我们非得说你们太穷了，我们要帮助你们摆脱贫困。我们摆脱了贫困是什么？昨天我在路上跟里红说这就是我们政府给他们盖的农民新村，虽然现在水坝修不修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是一个博弈的问题，但是对怒江小沙坝的这个村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拆了，给他们盖了这样的新的房子是在他们的水田里盖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搬走，他们傈僳族说到外面我们生活不习惯，最后就在他们的水田里给他们盖了新房子。农民的家是要有院子的，虽然破，但是他们可以养鸡，可以养猪，可以养羊，这样的农民新村，我春节给他们打电话，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老村长，说全村的人没有过好年，他们的水田没有了，他们的农家小院没有了，给他们下面修了很多的铺面房让他们可以卖东西。他们说我们卖给谁呢？

    这个老人家他们家六口人，有两个孩子在上学，本来他们养了八头猪，整整一个春节全村的人都发愁，以前八头猪，可以让孩子上学，可以让他们家过的很安逸，可是现在他们不知道他们以后靠什么为生，一亩上好的水田只给他们补助5.5万，村里、队里还要扣钱，他们说这个田我们本来是世世代代可以种的，可是这5.5万花完了我们还有什么？所以我想这个如果可以做诉讼的话，陈岳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一点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相信政府，他们说政府不会不管我们，他们还在等待政府能管他们。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博士生他在那儿住了九个月，要写他的博士论文，他跟小沙坝的人都是朋友，今年春节他又去小沙坝的时候，连村都没有让他进就把他轰走了，当地政府不敢让他见村民，因为再老实的村民也有急了的时候。我们的环评法怎么实施？怎么能够让利益受害群体的声音发出来？

    这也是我跟陈岳琴律师我们一起的一个胜利，动物园终于终止了它的搬家，但是现在陈岳琴又在用她女儿当诉讼人，那儿要修一条路，这个熊山和猴山就会被一条路截断，我们这些动物要天天听路上的奔腾的车唱出我们发展的乐章。

    我们现在在你们当中发展的很多志愿者，我们希望用我们志愿者的能量去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关注，这就是我说的唯一的听证会。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办模拟听证会，我们跟王立德先生他们的组织，我们跟国家环保局的环促会去年在11个城市办了这种模拟听证会。这是上海的香港文汇报的记者扮演各种角色，这是在北京，汪劲那次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把金沙江的农民请来，让大家知道农民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也在国际社会，这个人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我们希望通过媒体和恩纠的沟通让国际社会关注我们的事情。我们这次会也得到了愚公移山组织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想我们都是合作的这种机制，对推动我们的法律实施的一种办法。

    这个就是刚才大家去看的我们义卖的这些书，这些义卖的书在当地建了37个阅览室，这些穷孩子们现在有希望工程，他们可能已经上学不是问题了，但是他们的学校里什么都没有这些孩子从来没有看过有关少年儿童的一张报纸，其实我们现在城里的孩子家里都成堆，没有看过一本关于少年儿童的书。我自己有一个小侄女，因为我们是丁克家庭，我经常给我的小侄女买各种书，因为我是学图书馆系的，所以我就经常给她买好书，非常精致的书，每一次我给她她都面无表情，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又找到了一本好书。她看后总是说一般吧，就这种牛的不得了，可是你看我们给这样的孩子一本旧书，我们城里的孩子看过的书，你看她脸上的惊喜。

    所以常常有人说你这样做是图什么啊？我真的是就图这样的一个眼神，我看到这个孩子兴奋得时候我的这种高兴，我觉得我这辈子活着还有点用，我做不了什么大事，我只是让一个孩子高兴。

    我想也许在我们做公益律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无奈，我们很伤感，就连我们的汪劲教授上次他为松花江的案子，他要给松花江，要给太阳岛做公益诉讼，我的手机上接到一个短信说，我在寒冷的哈尔滨机场等着飞机回北京，人家没有受理我们的诉讼。我们这样的大律师，北大的教授都如此，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这样的孩子的眼光，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所以我说那些书已经都被你们拿走了，你们也为我们的怒江小学做了一份贡献，今天我们就要拍卖这张照片，为我们怒江小学继续的做努力，现在我们有一个“江河十年行”，就是我们要持续的跟踪十年这样的江，我们要找十户人家，看看未来的十年里他们的家和江河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行走路线。你看看我们的北京，这是葛洲坝的污染。这个是我们北京的各个河，你看即使是我们北京的亚运村旁边的水污染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在北京每个周末走的，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六走的通惠河，上个星期走的是亮马河，这是亮马河上边的长城饭店，这个通惠河旁边就是北京的建外SOGO，这么巨大的一个商业区，它的旁边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刚才说的北京的水库，这个水库70年代建的，有93米高，从建到现在只有两次有过地皮湿了，这是永定河，20多年来都没有水，北京有32个高尔夫球场在永定河里就有6个高尔夫球场，去年的12月28号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工人是被雇的，用如此缺水的北京的冬天的地下水在浇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

    我们在做一个记者沙龙，这是我已经被警告了好几次了，这是西藏贡嘎机场，98年我去回来的时候这个山是绿色的，2002年我去珠峰大本营的时候黄沙已经爬到了山顶，这张卫星云图绿色是别人的家，黄色是我们的家。不管在座的你是干什么的，让我们一起留住大自然的本色。没有知情权就没有公众参与，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这是我们的网址，谢谢大家！我们还有什么提两个问题吗？

陈岳琴：很抱歉，我耽误大家几分钟。我每一次听到这样的环境工作者的呼声，包括台湾也有人讲，我觉得应该去大学讲，跟孩子们讲，我更觉得未来再过十年或者是二十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孩子们他们有旺盛的求生意愿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要做一些事，包括有一些孩子还可以坚持下去。我接到一个孩子短短的诗，写的非常的好。跟孩子们演讲，也许是1000人可以打动500个，有100个行动，最后有一个孩子可以做到最后我觉得都值得。

汪永晨：您放心，我自己有一句话就是哭着喊着要给人家讲课，我现在最要讲的官员，我要让那些当官的看一下你的臣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你还有脸坐在你的座位上吗？这是我最要做的。我从大学、中学、小学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打着车去给他们讲课，北京有一次我去上课浑身淋着湿透，有一次我去一个矿业大学讲课，只有四名学生，四个人一起分享我的讲座，大家一边听一边哭，一边下决心，现在他们是我们最坚定的志愿者。

陈岳琴：我们在座的律师可以去高校做法治教师或者是法治指导员。因为我和政府官员接触过很多次，他们的心已经硬掉了，当然老师们的心还是软一些。他们的心都已经像石头了，你砸都砸不碎，我很愿意当你们的志愿者，我希望跟你们一起合作，我要把我的时间分出来一些投入进来。

汪永晨：你老说要去种树。其实他刚才说的我觉得像石头这样的人还好，最可气的人是他很感动，他跟着你流眼泪，他说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做，但是最后他又去批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比前一个工程更可怕的从穷人兜儿里掏钱，这样的人我真的拜托各位把他们揭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