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 事 申 诉 状

申诉人：陈国清，男，1969年10月20日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汉族，小学文化，原承德市大石庙镇锅炉厂工人，捕前住承德市大石庙镇庄头营村。

申诉人：杨仕亮，男，1966年10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汉族，小学文化，个体司机，捕前住承德市大石庙镇庄头营村。

申诉人：何国强，男，1972年11月28日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汉族，初中文化，木工，捕前住承德市大石庙镇庄头营村。

申诉人：朱彦强，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满族，初中文化，农民，捕前住承德市大石庙镇庄头营村。

申诉人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26日宣判的（2000）冀刑一终字第7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以及河北省高院2009年10月30日作出的（2008）冀刑监字第3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现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朱彦强抢劫一案，历时二十余年，四上诉人四次被一审河北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四次上诉，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三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却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仍于2004年3月26日宣判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三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见[2000]冀刑一终字第7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制造了闻名全国的冤案错案。

如今，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全国各地都在纠正冤假错案，为此，特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申诉事项：请求撤销河北省高院（2000）冀刑一终字第7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提审该案，依法判决四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       本案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1.  本案最关键的一份证据，即“7.30”案的刀子，存在严重逻辑矛盾。

终审判决认定“7.30”案的作案过程为“何国强用绳勒刘颈部，陈国清用刀扎刘胸、腹部”（见终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6行），可见法庭认定作案刀子为一把。判决书定案的主要证据是1994年11月4日公安干警从陈国清家搜取的一把刀子，其刀把上的一个人血斑点的血清型与被害人刘福军的血清型一致。我们姑且不说血清型一致跟血型一致一样，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案现场曾经提取过一把刀子，在1994年7月31日的《鉴定书》中明确记载着现场提取送检的“刀子一把，上有血迹”，鉴定结论为该把刀上遗留的血迹其血型与死者的血型相一致，都为B型 （见刑鉴字（94）第78号鉴定书），既然陈国清用从他家里提取的刀子杀了刘福军，作案现场怎么还可能遗留有另一把刀子呢？显然，从陈国清家里提取的单刃匕首不是“7. 30”作案的刀子，终审判决依据的关键证据根本站立不住。

另外，8.16案认定的作案情节，四申诉人“于1994年8月16日携带单刃刀窜至承德市内”、“四上诉人用刀将张扎昏”（见终审判决书第8页第3、6行），但是在破案的所有证据材料中，都没有见到这四把刀子，显见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2．关于“8.16”案的烟头，涉嫌被人为调包。

承德市公安局刑鉴字（94）第91号鉴定书认定“8.16”案现场提取的烟头和杨士亮的唾液血型一致，该鉴定结论是1994年8月23日作出的，可是杨士亮第一次的收审时间是1994年11月17日，怎么可能在94年8月23日就有了杨士亮的唾液血型呢？[1995]辽公科D字19号鉴定书明确写着“出租车内提取的小北代河牌过滤嘴烟头一个，剪取烟嘴部0.5cm一圈的烟纸，标记为1号检材”，证明应该还有剩余的烟头，可是，辽宁省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无人签字）却又证明烟头全部用完了，两种说法相互矛盾。这么关键的证据，其现场勘验时拍下的照片却不入卷。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送检的烟头就是案发现场提取的烟头。本案存在那么多的虚假和伪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烟头是否被人为调包栽赃？为什么1994年8月16日发生的案子，要到1995年4月才送检烟头？

    综上，本案判决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二、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

1.新的证据证明，“8.16”案系他人所为，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朱彦强是“顶罪的”。被关在沧州监狱的刘承金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投寄检举揭发材料，证明“8. 16 ”案系刘福全、王树忠、张玉全三人所为，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2004年12月10日他又主动给最高院写了“揭发检举材料”（见新证据10），证明同样的事实。

2.  新的证据证明，8.16案被害人的车钥匙、行车本等并没有被抢走。

终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预谋后，于1994年8月16日……抢劫出租车司机张明并将其杀死，抢走其现金人民币400余元及BP机、车钥匙一串（见[2000]冀刑一终字第7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第8-9页）。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证据证明：“8.16”案的车钥匙并没有被抢走，在案发后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就把车钥匙和驾驶证还给了被害人家属，他们就是用这把车钥匙把车子开回家的（见新证据1、新证据2:816案被害人之母任淑兰、之弟张顺证言）。

而在终审判决认定的证据中，却有“上诉人杨士亮有罪供述中供述BP机里面出数字、汽车钥匙有4把，其中一把钥匙带黑色胶木”（见判决书第9页第13-14行）。在1994年11月1日陈国清也供认抢劫了钱、车钥匙、BP机、行车本等。

三、 终审判决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多系刑讯后之口供和非法收集的、互相矛盾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刑讯逼供、威吓取证。作为“8.16”案杨士亮没有作案时间的关键证人谢红梅向我们证明：公安人员对其调查取证时采取了威胁恐吓手段，致使其得了尿失禁，至今未愈，并证明当时律师的取证属于她的真实意思表达，公安等人员的取证是非法手段获得的假证（见新证据6）。

2.最新证据证明：申诉人杨士亮的口供系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1995年春天与杨士亮关在同一号子的王士林和包俊三两位证人同时证明：杨士亮在丰宁看守所遭受了非人的毒打，其供述属于屈打成招的假供（见新证据8、新证据9）。

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必然与事实大相径庭，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申诉人口供与现场勘验笔录不吻合的地方，比如：关于血垫子：“8 .16”案一审预审笔录里陈国清供述：何国强在双山洞处把司机坐的血垫子扔到河里，杨士亮在司机身上拽下一个BP机，拿下车钥匙和车本。可是被害人家属张志的证言却证实：“车内前排的两个座位上均是带靠背的圆珠子穿成的座垫，没有毛巾或其他物品”从出租车照片上看，该车内前排的两个座位上带靠背的圆珠子穿成的坐垫仍在原座位上。公安人员虽多次到供述的地点打捞，但均没有打捞到带血的毛巾垫子。行车执照也一样，张志证实行车执照等都放在一个黑皮夹里，这一证言与一审第三次开庭出示的皮包及内存证照照片、以及证人李俭的证言相印证。实际上，我们掌握的最新证据证明，行车执照早在案发后一个月左右就发还给了被害人家属、车钥匙也没被抢，就在车上，受害人家属就是用这个车钥匙把车子开回家的（见新证据1、2）。因此可认定陈国清的关于血垫子和行车执照的供述为假供。

再如：在“7.30”案中：陈国清供述“我用刀子往司机的胸部、腹部连扎了三、四刀，我扎完后，这个司机就趴在方向盘上了。”根据此供述，陈国清把司机扎死在司机座位上了。但是，现场勘验笔录记载：“汽车内前排右座背左侧有42X15cm的血迹，前排右座面上距离右边缘30cm，前边缘20cm处18X10cm范围内有滴状血，车内前风挡下前台右侧距前风挡12cm距车右门18 cm 处有22X25cm范围的滴状血，方向盘上擦蹭血。车内后排距右后门30cm,，后座前边缘5cm处有24X18cm的血泊”，证明被害人的血主要集中在汽车的右座位周围，尤其是车后排座的右面。可见，陈国清的口供与事实对不上。

“8 . 16”案也存在供实不符。陈国清供述：“当车开到钓鱼台时，杨士亮和司机说停车撒尿，当车刚停下时，杨从司机身后就搂住司机的胳膊，然后我们三个人都用刀子扎司机，我在旁边扎，何国强、朱彦强从后边扎，把司机扎的不动了后，我们把司机抱到副司机座上，杨士亮开车，朱彦强同何国强坐在后坐上，我也在副司机座上坐着，扶着司机的身子……把车开到大石庙肉摊停下车……我们把尸体抬到路边的草丛内……”张明的尸检报告显示其身上被扎20多刀。从钓鱼台到大石庙抛尸处约四公里，此案如系陈国清等四人所为，死者在钓鱼台被扎20多刀后，再被拉到四公里外的大石庙，途中还两次停车，一次扔血垫子，一次去取自行车，那么在司机座椅尤其是副司机座椅周围，应留有大量血迹和血泊。但是，现场勘验笔录只记载：“左前门外、反光镜及左前叶子板上有喷溅状血迹，左前门里侧有流柱状血迹，车内左前座座垫移位，后靠背上有30X25 cm 血迹，座前踏板上放一黄色出租车顶灯，右前座座靠背左侧有喷溅状血迹，前风挡及仪表盘上有大面积喷溅状血迹，方向盘及变速杆有擦蹭状血迹……尸体下草上有大面积血迹。”可见，被告人的供述与事实根本对不上，应为假供。

3．警方任意涂改、伪造证据。

承德警方为了掩盖其仅凭陈国清口供便宣告破案的事实，竟然在两份特大刑事案件破案报告表上直接涂改、添注。两份破案报告表均可明显看出原来填写的破案时间是1994年11月1日，后来为了与鉴定结论出具的时间相吻合，“7.30”案破案时间改为1994年11月5日，“8.16”案破案时间改为1995年4月3日（见承德公安预审正卷第2页、第5页）。

1994年11月5日的“破案报告表”上写着“二犯（指陈国清、何国强）对抢劫杀害刘福军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见承德公安预审正卷第2页），可事实是陈国清第一次供述与何国强一起抢劫7.30司机的时间是1994年11月10日，此前几次供述的是与李老大、王建、王辉等人一起作案（见承德公安预审正卷第48-62页），而何国强则是1994年11月18日第一次被收容审查（见承德公安预审正卷第8页），怎么可能人都没有出现，就有陈国清、何国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呢？其人为造假破案以交差塞责的迹象过于明显。

4．现场勘验笔录不真实。

承德检察院补充材料卷第53页出示了两张照片：“市公安局于94年8月17日从死者张明红色波罗乃茨车上提取的黑皮包”及“黑皮包内有机动车驾驶证、保险证、安全活动卡等物品”。该黑包在一审第一、二次开庭审理时都没有出示，第三次开庭时才出示（见《一审正卷三》第56页）。可是在1994年8月17日的现场勘验笔录中，却没有这只黑色皮包的记录（见承公预审正卷二第36-38页），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该现场勘验笔录是不真实的证据。

而且两案的现场勘验笔录均无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所有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员均由一人代签名，有的勘验参加人的名字都写错了，这些都是明显违背法定程序、违背新旧刑诉法和《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的。非法形成的现场勘验笔录，其真实性和有效性令人高度生疑。而这又涉及到本案的两个关键问题：即“7.30”案现场是否提取了刀子？“8.16”案现场是否提取了过滤嘴烟头？

5．鉴定结论造假。

1994年7月31日的《鉴定书》上赫然写着“陈国清的血为O型；何国强的血为O型”（见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刑鉴字（94）第78号鉴定书），而正如前面提到的，陈国清是1994年11月3日被收容审查的，何国强是1994年11月18日被收容审查的，怎么可能人都没有出现，血型鉴定结论却先出现了呢？同样，1994年8月23日的鉴定书里也出现了“陈国清的血为O型；何国强的血为O型；杨士亮的血、唾液为A型”的结论（见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刑鉴字（94）第91号鉴定书），据此可以认定这两份鉴定结论都是人为制造的假证，没有任何证据价值。

6．本案有利于被告人的几份关键证据被人为故意隐匿，包括陈国清在第二锅炉厂7、8两个月的出勤簿，朱彦强在“8.16”案发当天的看病输液单，陈国清、杨士亮的指纹鉴定等。承法刑一审副卷四第70页显示杨士亮的指纹已提取了，为什么不入案卷？为什么不与车门把上的指纹核对？杨士兰证言证明：出勤簿原件在双桥公安分局王克富手中，被人为隐匿不入卷，这些都严重违背了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四、本案再审程序在河北省已经穷尽，最高院应尽快提审该案。

2004年3月26日该案终审判决宣判后，四申诉人的家属即于2004年4月6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诉状，要求再审此案。河北省高院却一再拖延塞责。

2004年12月30日，四申诉人的代理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最高院立案庭遂给河北省高院发出限期复查本案的公函。但是，河北省高院一直拖到2009年10月30日才做出《驳回申诉通知书》。本案在河北省高院已经走到尽头。

总之，我们认为：被关押达二十年之久，五次被判死刑的承德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朱彦强抢劫案，终审判决事实不清，没有任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本案判决严重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为此，我们强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立即提审该案，判决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朱彦强无罪，使本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得到真正实现！

此致：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陈国清  杨士亮 何国强 朱彦强

代理律师：吕宝祥 律师 陈岳琴律师

2015年3月20日

附：本申诉状副本一份，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8份复印件各一份，驳回申诉通知书复印件一份，新证据材料清单一份，新证据材料复印件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