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向陈岳琴律师以及她的同事们表示敬意，她们多年来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对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减少死刑表达了强烈的关注。我对她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和钦佩！

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关注死刑问题，写了很多篇有关死刑的文章，从《论慎杀》、《再论慎杀》，直到《六论慎杀》，通过对若干个案，剖析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我一再呼吁，死刑核准权应该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我这几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聘为特邀咨询员，每次开会，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我都直接批评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是自毁法制，认为不能再继续下放了，必须把死刑复核权收回。不过，说句公道话：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本身的过错，它只是执行上面的决定。这里先要纠正一个说法：刚才陈岳琴律师说，最高人民法院不执行《刑法》《刑诉法》的死刑核准权已经10年了至今没有收回来。其实，不是10年，而是27年了。刑法和刑诉法是1979年制定的，两法明确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从立法上来讲，这是没有疑议的，但是这条规定却从来没有被执行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从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是在2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就决定在1980年内，将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后，又于1981年6月10日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规定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改变了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1983年发动了“严打”斗争，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天内做了三个决定，第一个是《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流氓罪，故意伤害罪等十几个罪的法定最高刑修改确定为死刑。第二个是《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虽然只有两条，第一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2条又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这一《决定》看似只涉及办案时限，其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法律，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法律了。我当时就指出这个法律是严重违宪的，它实际上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也剥夺了证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所谓“不受起诉书副本送达期限的限制，意味着如果现在要开庭，把起诉书送给你，拉过来就审判也是“合法”的。按理说，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这三个问题应当是经过法院审理以后才能做出决定，但“9•2决定”却将这三者作为开庭审判的前提，交付审判就必须判处死刑，按照这个决定，如果你不判死刑就是违法，法院的任务就是给被告人开一张通往刑场上的通行证。这就完全违反了诉讼原理。第三个是《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把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13条规定“死刑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修改为必要时可以下放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等于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给取消了。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根据这一《决定》，把死刑核准权下放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96年修改刑诉法、1997年修改刑法，都重申了死刑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根据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再次把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一直下放到现在。刚才陈律师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后来修改立法重申的，前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也就自然失效了。这好比军队打仗，指挥官下令冲锋，你就必须往前冲，后来指挥官下令后撤，它自然就把前面冲锋的命令取消了。总之，后法优于前法，如果后法的规定与前法不同，前法自然失效，不存在需要再修改的问题。

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问题，它是我们国家的刑事政策出了问题。我国一些学者，过去一直说我国的死刑政策是一贯的，历来是坚持少杀。其实，我国的死刑政策并不是一贯的，而是经历了多次变化。建国初期，我们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这是必要的。大镇反结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很快调整了死刑政策，坚持少杀、慎刑。毛主席一向不主张多杀人，一再讲“杀人越少越好”、“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我们不靠杀人统治”。特别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世界庄严昭告：将要通过减少死刑最后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这不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这是党中央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两次庄严昭告，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不死刑。这应当说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死刑问题的基本态度。但是，后来“左”的东西愈演愈烈，特别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更是乱套了，那个时候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和不应该杀的人，例如著名的烈士张志新，她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分配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她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提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被打成反革命，临刑时，怕她到刑场上喊口号，竟把她的喉管切断，这种法西斯暴行令人发指！“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制定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刑事政策重大的转折，基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要求安定团结，当时对刑事政策做了重大的调整。但从1983年“严打”开始，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因此，刚才卢建平教授认为可以用刑事政策管住少判死刑，是不现实的。正是由于刑事政策方面出了问题，死刑就被乱用了。

最高人民法院对现在准备收回死刑核准权，也不是自己的决定，也是高层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后一个重大决策。据我所知，最高人民法院非常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不希望继续这么延续下去，但是你要把死刑核准权收回，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如果现在死刑的数字还降不下来，各省仍然大量判死罪，第二审又不负责任，都推到最高人民法院，让它去复核，它该怎么办？如果基础不牢的话，即使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仍然可能出现错案。如果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案件还有不少错案，到那时候就不好说了。最高人民法院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先把基础打牢：一审必须认真对待，二审要开庭审理。原来二审基本上不开庭，二审不开庭，质量就没办法保证，单凭书面的证据，也不传唤证人到庭，就把一个人判了死罪，那就很危险。一审很轻易地判了死刑、二审都同意上报，基础不牢，不应该上报的都报上来了，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即使再增加两千人也办不过来。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把基础打牢。据我了解他们是积极准备收回，在这方面有些问题不可操之过急。这几年来，我不断呼吁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我喊得比你早得多，十年以前我就大声疾呼，到现在我天天喊，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可操之过急，希望尽早收回的愿望是很好的，刚才陈岳琴律师说10月1号收回，要我看，明天就到9月份了，9月1号收回来岂不更好，但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实际上办不到。

第三个问题，我想说的是，不仅是死刑复核权收回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考虑从总体上把我国的死刑数字降下来。现在有很多朋友希望我国废除死刑，我觉得这是最终的目标，目前要立即废除死刑不大现实。如果采取现实的态度，第一步是大量减少死罪，同时从程序上严格控制。现在我国有68个死罪，能不能第一步做到减一半，第二步再将死刑减到只剩下七八个，最终目标是废除死刑。

我为什么关注死刑呢？这些年来，有两件事总使我心情不能平静。一件事就是经常看到的矿难，北京市房山区前两天又死了两个人，北京也是年年有矿难，全国来讲就更多了，我国一年矿难死的人数多达6000人，我国矿难的平均死亡率超过美国的一百倍，这个数字很可怕，可以说矿工是我国所有工种里头最悲惨的一类，矿工是最悲惨的弱势群体，看到这些，真是欲哭无泪。第二个，就是死刑太多。一是无辜者被冤杀，二是虽然有罪但罪不致死者，不应该杀掉的也杀了。很多怨魂死鬼老在梦中出现，促使我研究和关注中国的死刑。第一步先把死刑核准权收回，必然会减少死刑。目前，我国的死刑核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普通的刑事犯罪判处死刑的，一律下放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还有一部分死刑核准权没有下放，外国人犯罪肯定不能由高级法院核准，对贪官要判处死刑也不能由各省高级法院核准。这样就出现了事实上在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难道外国人的生命比中国人值钱，必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中国人的生命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值钱？再说，难道官员的生命就比普通百姓的生命值钱，普通平民百姓犯罪高级法院核准就行了，官员犯罪就得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从哪一方面都说不过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这么多年来，据统计每年都有20%—30%是被改判了。因此，将死刑核准权上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肯定会减少死罪，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后，我们大家应该为第二步努力——如何大幅度减少死罪，为今后能够最终废除死刑而奋斗。

我认为四种情况下，完全不应当判死罪：第一，无辜的人被冤杀，原本没有任何的过错，却被当作罪犯处死；第二，虽然他有某些过错和罪行，但是这个罪行不至于到应当判死刑的程度。例如去年云南省就有一个案子，几个人盗抢兰花，竟有两人被判处了死刑，“人头不如花头”，真是草营人命；第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犯罪难以成立的，不应该判处死刑；第四，论罪可以杀掉，但是有某些法定或者酌定情节可以减轻处罚的，也就是属于“可杀可不杀”的，不应当判死刑。“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这是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我认为这个政策现在仍然应该坚持。